曾游五洲常参道，寂寞经声感思渺

偶到蛮山播新学，人生自此始风骚

万里云涛万里松，群山一线放眼空

江河渐阔展新界，我欲登临犹望峰

万松岭上结庐居，半间浮云半间书

三更行雨云且散，独留书生悟真如

 

新居赋再一首

 

清水湾道飞鹅山，嘉澍径深居晓岚

风高云淡竹影疏，揽入幽窗与君看

 

飞鹅山上晓岚阁，翠峦青帘共一色

闲看满屋种树书，都是当年平戎策

 

 

 

晨起，望窗外烟色，触景有感。

 

烟笼碧峦清水湾，卷帘波影动秋寒

住海未必知海好，却是旁人得细看

  

一天秋色清水湾，无数峰峦远近间

闲来沙滩看野水，忽见水底有青山

 

再过一个月，就要搬家了。

抽出一两天的时间，到北京跑一趟，检查调查的进行工作。对调查的组织、质量和进度，算很满意。也有一两天的BREAK，逛逛书店， 找人聊了天。

住在人大对面的燕山大酒店，前面的当代商城 7楼有一家鼎泰丰，上海点心店，来自台湾。台北的那家曾经去过两次，东京有一家，好象也去过。香港有一家在尖沙嘴，去过一次。感觉好像不如其他的好。

 

上次开RC28会的时候， 就注意到了，但没有找到。晚上没人陪吃饭，一人前往。 要了一碗油豆腐粉丝汤， 半笼蟹黄汤包，半笼素蒸饺。油豆腐粉丝汤是典型的上海小吃，蟹黄汤包可是咱镇江名点。都还不错， 但还是数那三丁素蒸饺最好。

 

下午在书店逛的时候，接到一个美国朋友Vache的电话。Vache是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就认识的，还教过他中文。几年前跑到上海，在一家猎头公司工作，他关于中国和上海的最初想象，都是来自于我。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在丹阳考察一个制药厂，问离镇江我家有多远。我说，我家其实离丹阳更近，他问，哪里。我说辛丰。他旁边的人说， 他们就在辛丰。我说，别开玩笑了。不是开玩笑，他们在黄墟镇，乡镇合并后成了辛丰的一部分。制药厂在大港。那是我上中学的地方。我的天。 这个世界真的变得太小了。

今天是高考日。以前的高考是七月七、八、九三天。后来改成六月，提前了一个月。怕天热，影响考生发挥。千军万马、千辛万苦，莘莘学子，冲过独木桥，便是一片光明天。人生的境界由此而提升， 尽管上大学后会有更多的烦恼。有一个美国人还专门写过一本书， 力证上大学好处多多。在中国，以前，谁不想上大学？上了大学， 就是找到一个铁饭碗，国家干部身份。而现在，大学生跟大白菜差不多，找工作难。媒体上说重庆万人弃考，让我想了半天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难道真的要让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写篇文章，向那些小孩和他们的家长证明上大学的好处不成？

 

中国的高等教育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现在我正在进行的一个调查，在全北京随机抽样的15所高校进行，约5000在校学生。希望能有一些有意思的发现。

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 ----我为何在《天安门》制作人的呼吁书上签名

作者：王力雄

最近，拍摄了纪录片《天安门》的美国长弓纪录片制作组（下称“长弓”）发出呼吁（见附件），谈及他们正遭受一场可能被耗尽资财而倒闭的诉讼。提起诉讼的是一家有财力的美国公司，公司总裁正是1989年天安门运动的学生领袖柴玲。长弓呼吁书从维护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角度，希望得到签名支持。

我签了名。

我之所以签名，不在于我能断定诉讼的具体是非，我对美国法律不懂，对被立案的商标侵权更是外行。我签名是出于这样一种看法----必须允许对天安门运动的反省。

对《天安门》影片如何评价，可以见仁见智。但是需要看到它是在进行反省，而且是迄今对那场运动的主要反省。我们应该支持这种反省，而不是站到反省的对面。这里所说的“我们”，是指站在天安门运动一方谴责当局镇压的所有人，因此这个“我们”应该既包括柴玲，也包括《天安门》的制作人。

我们对天安门运动的态度，长期局限在两个方面，一是赞美运动，二是谴责当局。赞美和谴责都是应该的，但不能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主要的。专制权力不会因为谴责而改变，这我们早已看到。而停留于赞誉，对我们又有多大意义？那种与不容批评联系在一起的赞誉，只是另一种“伟光正”，同样让人厌恶。对我们而言，更有意义的是对自身的反省，通过反省发现我们的错误，思考如何做得更好。这种反省即使不能改变历史，至少还可能改变未来，而且这可以由我们自己把握。

天安门运动有没有可以反省之处？从六四后的海外民运可以看得很清楚----当那场运动的各路领袖在自由世界云集，却把民主搞得一团糟，把民运从全球瞩目的巅峰搞到今日众人绕行的泥潭。二十年过去，当年用“年轻”为理由所原谅的，并未随年轻步入中年甚至老年而消失。领袖们如此，怎能让人相信运动本身无需反省？若是运动当年继续下去，后来民运发生的种种，可想也会在运动中显现（其实当时就已存在），并且放大多倍。

不容批评，不自我反省，正是民运的主要特征。柴玲状告长弓只是一例。对天安门运动的神化，让当事人不容他人批评，反过来也让他人可以抹黑当事人（只要发现其不符合神化）。说《天安门》影片破坏了柴玲形象，其实只是破坏了一个被神化的形象，并未破坏她作为普通人的形象。她在影片中有不少光彩照人的画面，称得上 “硝烟中的甜美”。虽然她对记者的哭诉有些做作，但是那么年轻的女孩突然变成全球焦点，不做作才不正常。谁在年轻时会有宠辱不惊的定力？至于她说了不想死，那又算什么，哪个20多岁的孩子想死？众多对柴玲的批评，其实也是出自神化角度----她自己不想死，却“期待的就是流血”，让“广场血流成河”去擦亮中国人眼睛，柴玲的这种说法固然不够高大全，但是若能深入多数政治人物的内心，他们在同样时刻很可能也和柴玲想得一样。只不过那些人老练圆滑，不往外说，而1989年的柴玲比较朴实，不但说了，还对着摄像机。

但是今日有了钱的柴玲，开始着手打击破坏了她神化形象的长弓，这才显示出真正问题。她控告长弓损害名誉未被法院受理，说明损害名誉不成立，只是损害了她想维持的神化----完美、不容置疑、却不真实。不过仅限如此，也算一种可以理解的个人意愿，无可厚非。但是当损害名誉告不成，还要用商标侵权的诉讼耗尽长弓的有限资财使之垮掉，就透露出整人和报复的用意。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能用金钱扼杀言论自由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会不会用权力去做同样的事？

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思考，倘若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有可能变得和他们反对的共产党一样，意味着什么？这其中暴露的危险，需要我们更深地追究，民主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民主代表者为何会这样？以民主为旗的天安门运动，自身是否找到了民主？而中国到底应该实现什么样的民主，以及怎样获得真正的民主保证？这些问题，都不是简单地用民主两个字就可以回答的。我们必须正视和发现民主光环背后任何可能的不良，潜在的专制，领袖的不端，以及人性的危险。正因为我们对民主寄予厚望，把自己与后代的未来托付给它，也就应该更加尖锐无情、不留情面地对其审视和追究。

但是我们没有做，或是做得很少。我们的感情陷得太深，或者我们有太多东方式的纠葛。长弓的外国人做了，虽然做得不一定足够，也不一定都合适，可以有不同意，却应该感谢、至少也要尊重他们。他们使我们思考，是在帮助我们。而那些指责影片不该针对柴玲的各种理由，说到底是一种对反省的回避，因为任何人都可以找到不被针对的理由，而没有针对的反省又如何进行？尽管柴玲那时年轻，却是天安门运动的代表形象，被反省涉及乃是其应得其所。享受桂冠的同时也得承受鞭笞，这就是公众人物的命运。而从另一角度，假若柴玲没有目前行为，说影片不该针对她倒也可以同情，然而正是她想搞垮长弓的诉讼，反倒显出了《天安门》以柴玲为剖析对象的预见性和必要性。

把柴玲说成弱者而反对《天安门》的，同时也是不容反省天安门运动的理由。因为天安门运动是弱势方，是无权者的反抗，是被镇压和流血的。但如果我们不是永远期待失败，不妨想想相反的可能，即假若有一天能成功呢？那么当初回避反省会带来什么后果？也许所有缺点在弱者身上都不构成威胁，但是弱者有一天变成了强者，缺点的存在就会立刻成为现实的威胁。在我们以往的历史中，小人物摇身而成暴君的故事难道还少吗？

至于具体的反省内容，当然可以讨论。譬如我就不觉得领袖品德是主要问题，也不认为可以用非理性来责怪群众，更不同意所谓民智未开是失败根源。在我看，真正的根源正是让领袖品德败坏、让群众趋于极端、让民智呈现未开一面的民主模式。责任不能归咎于人民，因为不能要求人民适应民主模式，而只能是民主模式去适应人民。当民主模式不适应人民而失败时，却得出必须等待人民适应了模式再行民主的结论，完全是本末倒置。那些停驻于只能启蒙的感叹，也是这样一种思路。

我所说的反省天安门运动，不是对人对事的责怪和抱怨，重要的是找到能够制约领袖行为、提炼群众理性，又可以让人民智慧生发而非局限放大的民主模式。民主价值是普世的，民主模式却不可能普世，因为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历史与文化，只能用不同模式去适应。若是从这方面反省，主要的责任者便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当年那些两手空空搬弄教条，现在仍未找到自己的精英们，无论是鼓吹实行民主的，还是断言没有条件的，二十年来仍在咀嚼他人的冷饭。正是因为没有对天安门运动深入反省，二十年后的我们仍然在原地打转。即使今天再出现一次那样的运动，谁敢保证我们有能力跳出二十年前的覆辙？放眼环顾，当年绝食的孩子们今何在？办了六四绿卡的十数万俊杰为谁忙？知识分子蝇营狗苟于精英联盟分羹，中国向何处去的百年提问却依然迷茫，而各种危机一天天加深。这令人唏嘘的二十年轨迹，那么多沉沦，那么多背弃，那么多迷惘与无奈，而除了赞美与谴责，又能不能让我们深入自身，面向自己，多一点反省呢？

走出过去，走向未来----我在长弓呼吁书上签名，也是为了表达这样一种希望。

 

我很早就想写一段文字，纪念二十年前的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看到每天香港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评论，一时竟然失语。下午参加完CPU的座谈会，回来的时候路过彩虹，决定剃个光头，以另类的方式纪念这场悲剧。二十年前六月三号的彼时彼刻，是我成年之后第一次削去了头发。当年有人说（当然是六四前），那是八九流行发式。二十年了，幸亏还有一头黑发可以奉献。

 

六月四日的《明报》有一版是关于周舵、刘晓波、侯德建、高新在天安门广场最后一刻与戒严部队谈判，带领学生撤出广场的情节，基本可信，因为当时我就在场。我不知当时有多少人，但应该不会很多。今天才知道大概近千人左右（前两天有人说有一万五千人，我将信将疑）。我们虽然不是最最不幸的那一批，却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最难忘的一刻，生死之间。在这场悲剧中，许多人都是不明不白的被流弹所伤。留到最后的，是真正在心理上做好准备，有所承担的。

 

记得在最后的时刻，我们将所有的棍棒利器，全部扔到纪念碑下面的台阶之外。不知道那时是要舍身取义还是为了求生，因为那个时候，任何一丁点暴力都可能引来以牙还牙的血腥报复。记得在最后的时刻，有一幅白布在人群中流传（好象是中央民院的），每一个都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不知道这个签名布现在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你要说崇高是一种什么感觉，我是经历过的。但是还是要感谢周舵、刘晓波、侯德建、高新，没有用“崇高”这个字眼，忽悠我们继续坚持，我想，每一个人都有求生的本能。但那个时候， 说老实话，没有恐惧。今天如果能找到当年的同道，一起煮酒论天下，一定是一个字，“爽”，虽然眼里也许会充满泪水。可是至今，除了我的湖南同学，不知第二人（记得当时旁边坐着的是天津大学精密仪器系的同学）。他们就是我上篇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

 

二十年后，我作为沉默者之一，终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下谈论这段经历。六月四号系里的午间讲座，四个同事，加一个香港南华早报的编辑，一起谈论当时个人的经历与感想。我讲的最多， 但也就二十分钟，数度情难自已，但表达了与香港时下稍微不同的思考，把前面的引用的诗句全用上了。我没花多少时间准备，但是那些既成的句子，自然地就到了嘴边。所以是有感而发。

 

开头说时间是一面筛子，二十年了，留下的都是人们容易记住的东西，最美的和最丑的。再引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旁观者作道德评判，一面倒太容易了。我相信大部分人的真诚，但是他们的判断是基于筛子里剩下的东西，不免太天真简单。还有很多人，批判的，辩护的，都是个人/政党利益所致。 简单地说完过程，引几句诗作结。之后一下午，心情都不好。

 

晚上还是决定去维多利亚公园的晚会。和港大刘Q(人大和我同届住一层楼，却结识在美国），还有他的一个同事，比我们小十岁左右。在烛光燃起，歌声想起的时候，给我远在湖南的兄弟拨通电话，竟然泪流满面。那边呵呵一笑，说刚刚吃过晚饭，现在怎么样？ 过日子呗，又说，你是在香港科技大学吗？十八年不见，以后我女儿上学找你了。到美军牧师熊焱声情并茂朗诵的时候，我和刘Q就悄然退出。熊焱还是有湖南口音。记得他当年在北大三角地演讲，没讲几句就被人哄下去，叫他回去学好普通话。不过现在大有改善。英文应该也不错， 要不然，怎能为美军牧师？当年他到美国，选择军校，说是要做后共产中国的国防部长。

 

之后去中环IFC吃饭，再找了一个露天酒吧在喝酒。看着尖沙嘴的夜景，还有当空的皎月，刘教授感慨说，你不能说我们这一辈不幸运，想想那晚不幸遇难的， 想想后来默默无闻的，有什么好抱怨的。人生无憾，虽然他刚刚又失恋。

 

“我们可以在沉默和话语两种文化中选择”。

 

“我认为， 可以在话语的世界里分出两极。一级是圣贤的话语， 这些话是自愿的捐献。 另一极是沉默者的话语， 这些话是强征来的税金。 在这两极之间的话， 全都暧昧难明：既是捐献， 又是税金。 在那些说话的心里都有一个税吏。 中国的读书人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 就是交纳税金。好听的说法就是以天下为己任。”

“古往今来最大的弱势群体, 就是沉默的大多数。 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多种多样， 有些人没能力， 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 因为种种原因， 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

 

“几年前，我在美国读书。有个洋鬼子这样问我们：你们中国那个阴阳学说， 怎么一切好的东西都属于阳，一点不给阴剩下？ … 话语权属于阳的一方, 它当然不会说阴的任何好话。 … 简言之, 话语圈里总是在说一些不会遇到反驳的话。往好听里说， 这就叫做自说自话；往难听里说，就让人想起了一个形容缺徳行为的顺口溜：打聋子骂哑吧扒绝户坟。”

Between Public and Professional: Chinese Sociolo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Unlike American colleagues who lament their invisibility in the Ivory Tower and who only recently called for a public sociology, Chinese sociologists are very involved in the society they study, either through policy research consultation for the government or through public discussion and contributing essays to the mass media. Sociology in China, since its re-establishment in 1979, has been deeply imprinted by an applied orientation, mixed with what Michael Burawoy called policy and public sociologies. This orientation can be traced back even further to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Chinese sociologists, influenced by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who believed in a mission of using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o advance the social well-being.

From Being Abolished to a "Spring of Sociology"

To be sure, the fall and rise of Chinese sociology has been strongly influenced by politic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olicy agenda from time to time. Sociology was denounced as a bourgeois science and abolished in 1952. In 1979, after Deng Xiaoping, the leader of China from 1978 to the early 1990s, acknowledged the neglect of sociology in China in the past and called for "catching up," sociology was re-established as a discipline with much focus on policy-oriented, empirical-based research. To justify the existence of their discipline, Chinese sociologists stressed the notion of "problem consciousness" and actively attempted to use their knowledge to give advice on various critical issues that the country faced. A landmark project in the early 1980s, led by China’s prominent sociologist Fei Xiaotong (1910-2005), wa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focusing on the path of urbanization for a country with a huge rural population. The findings of the project had a large impact on government policies o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China. The sociology major was able to recruit talented students in the 1980s, and graduates usually had good careers in government o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ology had experienced a setback after the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 in 1989. With the suspicion by the regime that sociology was a politically sensitive discipline and with the further economic marketization since 1992, sociological research was sidelined for a decade or so, 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booming economic research in China. Hence, Chinese sociologists should have been encouraged to observe the recent policy initiativ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hexie shehui)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Hu Jintao (China’s President) and Wen Jiabao (China’s Premier). Recently, development priorities have gradually shifted from over-emphasis on efficiency and growth to social justice and harmony, with aims to reduce social tension and maintain political stability. On February 21, 2005, after a lecture presented by two sociologists to the members of the Politburo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esident Hu Jintao remark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is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or we can say that the spring of sociology is coming!" Sociologists are expected to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setting China’s policy agenda on education, employment, income distribution, social security, public health,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the future.

Research Interests and Agendas   

Against this context, Chinese sociologist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generally concentrated in three areas: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migration. In the first area, an influential project, led by Lu Xueyi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ASS), shows that, after 30 years of economic reforms, Chinese society has differentiated into 10 strata (classes), with state cadres on the top and peasants on the bottom. Special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emergence of a new middle class, especially its members’ values and their identities. In the second area, with the decline of work units (danwei),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housing allo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state market, sociologists are now analyzing the community as the basic unit of social administration in urban China. Finally, waves of internal rural-to-urban migration have generated a large number of policy-oriented sociological studies on the minggong (peasant-workers) since the mid-1990s.

While sociology in China could not have survived and grown without the blessing from the state, it would be naïve to assume that the sociological research agenda entirely follows the party’s policy initiatives or ideological teachings. Scholars are vigilant in their attempts to avoid controversial, theoretical issues and focus on empirical research through large-scale surveys or case studies. Western (American) academic jargon and neutral terms are more favorably used than Marxist clichés in sociological writings. A typical example is the choice of the term "strata" instead of "class" by the CASS stratification project on the grounds that the latter has roots in Marxism, which emphasizes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tagonism, and struggles among social groups. On the other hand, by recognizing diverse interest groups in a rapidly changing society, and under pressure from aggrieved citizens, laid-off state workers, rural migrant workers, villagers, and middle class homeowners, the current leadership has begun to adopt a pragmatic attitude towards social conflicts and has given more room to research on social movements and collective action from the standpoint of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To the young generation of scholars trained in the discipline, sociology is not only a tool for resolving the problems of Chinese society, it is also a scientific discipline with its own agenda and standards. Despite a proliferation of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e 1980s and 1990s, not much sociological knowledge had been accumulated because many projects have tended to be on similar topics without clear theoretical guidelines and appropriate research designs. Hence, there is a pressing need in China to institutionalize sociological research, to establish an evaluation system to assess the quality of scholarly work, to develop shared standards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and to disseminate sociological knowledge. Univers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academies—the two types of institutions in China that employ over 6,000 professional sociologists—have gradually differentiated their roles, with the latter more focused on policy research and government consultation and the former on academic research. As of 2008, within Chinese universities, 74 programs offered bachelor’s degrees in sociology, 87 offered master’s degrees, and 16 offered doctoral degrees. Qualitative and case studies continue to prevail i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Role

The greatest impetus for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sociology comes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initiatives to build programs of academic excellence. The "985 Project" identified the best universities to enhance the first-rate quality of the country’s academic research, whereas the "211 Project," which sought to strengthen a number of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s and disciplinary areas, selected two top sociology programs (at Renmin and Peking Universities), among 98 others programs, as the recipients of infrastructure building through data collection, course training,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For example, Renmin University, in collaboration with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launched and run 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since 2003; Peking University is home to the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project, a long-term project (2008 to 2020), as well as a summer training program with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on quantitative methodology since 2006. Following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the CGSS and CFPS data sets will be available to other users and will become major pubic goods to benefit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mmunity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With sharpened professional skills, increased interaction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mmunity, and local insights, Chinese sociologists are now in a unique position to study the monumental social changes in human history, and they will likely mak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sociological knowledge. Their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cannot be tamed by political force, and their professional research will not make them disappear within the Ivory Tower, but, rather, earn them greater confidence in addressing critical issues that China is now facing. The recent importation of the American version of public sociology, if not entirely counter-productive, will unlikely change the trend of profession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ology.

集80年代流行之诗句以抒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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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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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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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锦瑟无端二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中国的文字真的是很有意思。字字合并成词，词意又不是简单的叠加。

 

高中的政治书上就“辩证的否定是否定是否定，是扬弃”。放弃着重在“弃”，弃放着重在“放”，通过“弃”， 实现自由和解“放”。

 

我们每天忙忙碌碌，不断的获取积累，财富、资历、关系、地位。一旦得到，很难放手，因为“有”而更烦恼。为名利所困是也。

 

学会获取是社会人的本能，要明白为什么放弃，学会放弃是人生的大智慧。

星期天，走了第三段， 据说是最难走的两段之一。翻了四座山，从北潭涌到水浪窝，上上下下，up and down， up and down， 胡锦涛都说以后不折腾了，我看， 这爬山就是折腾。据说，这“不折腾”三字如何翻译成英文，居然折腾了好多记者与学者。建议他们都走一走第三段，就能够体会到什么叫”折腾”了。

 

我摔了两个跟头，臂臀俱伤，主要是带的拐杖没派上用场。

江南是南北交界的地方，一季稻、一季麦。民以食为天， 吃的东西以米为主， 兼以面食。在我们那里，“饭”特指米饭， “面”特指面条。一星期五天吃饭，两天吃面， 南北中和， 所以，江南人性情温和，兼容并包， 不走极端。

地方特色食品我以前一直以为没有， 因为饭和面，天天见， 天天吃， 如何有特色？离家求学， 走南闯北，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现说两种吃的特色东西， 走50里地就恐怕见的不一样了。 第一是以米为主的圆子。米，是糯米。那岂不就是汤圆？不一样。 第一，我们叫米屑，是用机器打碎的，比米粉粗的多。市场上买的， 都是所谓的“水磨糯米粉”， 比较细且比较粘。我们那儿的米屑， 是将糯米水煮，然后晒干，再用机器打碎。第二，圆子里一般是包馅的，素的以青菜香菇豆腐干最好吃， 还有的如芝麻、豆沙，水晶（肥肉）的。 所以，一般个都比较大，一般人吃两个， 就可以了。这是过年家家户户必须做的食品。年三十早上， 初一早上，必吃大圆子。 以前有人声称一早上吃上八个圆子，大家都会把这当作年终或年头的头等新闻来谈论。我知道水磨和旱磨的差别是多年前到上海之后的事。

第二种是过苦日子时吃的，实际就是大麦粥。麦是大麦， 不是一般的面粉用的元麦。大麦连皮磨成粉，当然不是白色，呈咖啡色。没有米吃的时候， 连粥都是清汤清水的，让人提不起劲头来。在米汤里擂一点大麦粉，粘呼呼的又香又当饱。这是穷人的麦片粥， 特别刮油， 健康得很。所以吃的越多越不长肉。现在不少家庭，每天晚饭如果还剩一口饭， 早上都要当汤泡饭来吃，掺上一点大麦粉，别有风味。

我父亲每次打电话的时候都要问， 要不要米屑，要不要菡子（发音，HAN4 ZHAI3）。现在吃这些东西已经不分时空，不分贫富了。但已经多年不吃这些东西了。、
（以后有时间， 再多考古一下以前吃过的东西）。